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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實習生合照 讓很多美國華人家長坐不住了

www.chinese.net.au     2026年9月27日 星期日

大家好,我是靜思,一位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家長。

不久前,我刷到一張老特團隊親自發布的合照,有點意思。

這是2026年白宮暑期實習生,清一色年輕的、意氣風發的臉,以及——非常「白」。我把圖放大數了兩遍,除了零星一兩張深色面孔,幾乎找不到亞裔的影子。

看到照片,我一點都不意外,老特本來就是這樣的人。

可把它和另一組照片放在一起,意味就不一樣了,目前四家美國芯片巨頭的掌舵人,都有華人背景,對比起來,這就有點耐人尋味。

人才的優秀是恆定的,既然在尖端的技術和最龐大的商業價值裡,華人已經站到最前排;為什麼會在聯/邦權力的人才入口,華裔卻少得幾乎看不見呢?為什麼會被不少障礙擋在門外面呢?

不過,這也擋不住越來越多二代、三代華人也開始打破壁壘,走進門內。

如波士頓市長MichelleWu吳弭于2021年首次當選波士頓市長,是波士頓歷史上首位亞裔女性市長,今年年初,她宣布了第二個四年任期。

以往華人拼學歷,找工作,造芯片,拿身份,但參與制定規則,常常不是首選。

這樣的情況,也許正在發生變化,也該發生變化。

老特的「白」宮

先做個科普,白宮實習生到底是個什麼工作,都面向什麼樣的人。

這是一個10到12週的項目,跟著幕僚做事,未來去向大多數是國會議員辦公室的助理、競選團隊、聯邦機構的初級崗位。

一般來說,美國政壇不是靠公開考試進的,它更像一條師徒鏈,白宮實習,是這條鏈上位置最靠前、也最便宜的一張入場券。

老特的實習生們,確實一直都很「白」。

在2018年老特與春季實習生的合影中,有人統計過91名實習生基本都是白人,僅有五名非白種人(這個結構當時也被公開批評)。

還有網民貼出奧巴馬2014年與實習生的合影,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和需要,當時的白宮實習生中至少還能看到十幾名有色族裔,種族明顯更多元化。

我特意翻了翻白宮官網上對實習生的申請要求,無論從硬性門檻還是軟性實力,都意味著只面向一小撮人。

首先是身份和學歷。

單看白宮官網上羅列出來的對申請者的要求,在學歷方面要求不算苛刻,美國公民、滿18歲、本科、研究生(包括社區大學轉學生)在讀生能做全職即可。

目前官方沒有統計或者公布過實習生來自哪些高校,但精英大學+華盛頓特區本地大學+普通優秀大學是它的基本構成、且排名分先後。

資源密集、公共事物管理強、政策和法律專業強校,這一圈篩下來,白宮實習生的主要來源絕大多數出自頂尖名校,而這些學校的錄取方式本身就不是單靠成績能打進去的。

你要有領導力、有社會參與、有故事可講才有機會被錄取,而這些東西幾乎都跟家庭資源掛鉤。

而關于能力的要求,看上去都挺空泛:

要有公共服務意識、要能在多元團隊裡協作,要具備溝通能力、主動承擔責任,在快節奏環境裡處理復雜任務,指向的其實是一套非常明確的社會背景。

比如公共服務意識,這背後往往意味著你從高中甚至初中開始,就在社區組織、公益機構、地方政府、學生會裡有長期參與;以及你有機會接觸公共議題、參與社會活動、甚至跟當地議員、社區領袖打過交道。

這些經歷不是靠努力就能憑空長出來的,它需要家庭從小就把孩子放在公共場域裡,需要父母有時間、有資源、有渠道讓孩子參與這些活動。

再比如溝通能力和跨團隊協作。

這不是課堂上做個小組作業就能練出來的,是指你能在陌生環境裡自然地表達觀點、能在正式場合裡自如地跟成年人溝通,在會議裡發言,在公共討論中保持存在感。

這種能力是社交訓練,是從小在各種活動、營隊、辯論、學生組織裡磨出來的,本身就需要家庭投入時間、金錢和人脈。

其次,經濟門檻也是繞不過去的現實。

白宮官網上明確說了,這份實習是無薪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費用都需要自己負擔。華盛頓特區的房費和生活費並不便宜,一個夏天下來,光是吃住通勤,就是大幾萬人民幣的淨支出。

上面這幾道門疊在一起,並不會自動產生某一種族比例,但會實實在在地把申請池收窄成一個特定形狀:

家庭有社會資本、學校有公共事務傳統,父母有時間和渠道讓孩子參與各種活動、社區有成熟的組織網絡,從小在資源密集型環境裡成長,並有認同感。

顯然,它在篩選最早進入公共領域、最早接觸權力結構的那批人。

今年夏天谷雨星球去華盛頓DC的喬治城大學訪校,學校非常白,遙望國會山,很多都是政經精英的孩子,。當天所在的TourTeam非常龐大,一兩百人,但只來了2個學生帶隊,側面證明了學生都不差錢,不願意來打暑假工。

「權力的遊戲」

在美國生活,我經常聽到一個問題:華人裡有錢人這麼多,為什麼不從政,保護在美華人的利益?

最近一次聽到,是因為一筆豪宅交易。

加州希爾斯伯勒一處佔地12英畝的頂級莊園,7000萬美元成交,刷新當地歷史紀錄。登記買家是一家匿名公司,但多方線索指向31歲的吳宇懷——馬斯克旗下xAI的創始團隊成員,多倫多大學博士,曾在谷歌擔任研究科學家,是Grok大模型的核心開發者之一。

隨著xAI被SpaceX收購,他的個人財富暴漲。

他的新聞下,也有人問過上面的問題,有句評論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致富可能一代就行,但掌權需要好幾代家族的投入」。

很多人把它讀成「認命」,但我覺得它說的其實是時間:

第一代人買下房子,第三代人才走進那個房間。而我們這代人,正好卡在中間。

作為一個移民媽媽,我太明白這個「中間段」是怎麼回事了。

對依靠H-1B、排綠卡、在異國他鄉扎根的一代人來說,生存永遠排在第一位。計算機、醫學、金融、工程,能換來看得見摸得著的簽證擔保、高薪和安全感。

而政治學、社會學,再加上一份無薪的政治實習,對一個還沒完成幾代積累的家庭來說,容錯率太低了。萬一留不下來,連身份都成問題。

所以與其說這是移民家庭們的「短板」,不如說這是排序。

我們不是不知道公共表達重要,只是必須先把「能不能留下來」那一欄填滿。而奧數、編程、樂器這些能被量化、能寫進申請表的東西,天然排在辯論、戲劇、學生組織的前面。

代價是什麼呢?

美國權力的底層邏輯其實是「說服」。競選、提案、募資、遊說,靠的都是在公共場合把人說動。而這套能力,恰恰是排序表上最後才輪到的那一欄。

其中的差別,我最近親眼見過一次。

我認識的一對華人夫妻,女兒今年秋季讀12年級,在本地最好的私立中學,成績、特長都無可挑剔。這個暑假她申到了一所藤校面向高中生的醫科科研項目,八週,三人一組,結業時要做公開的成果展示。

項目裡最核心的部分是她做的。但組裡另外兩個白人同學,從一開始就爭著上台,還要講關鍵的那幾頁。

這倆孩子確實不厚道。但他們之所以理直氣壯,是因為「上台」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是從小被教的:你做了什麼,就要讓人知道你做了什麼。

而我們的孩子被教的是另一句:做好了自然有人看見。

這句話在國內的考試系統裡是成立的,因為分數會替你說話。但出了那個系統,它就不成立了。

新的變化正在發生

「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這個詞,是韓裔組織發展專家JaneHyun在2005年提出的,從形容女性職場困境的「玻璃天花板」延伸而來。

它專門用來形容亞裔、尤其是東亞及南亞裔,在美國等西方社會的高管層、高管董事會、政府公共體系或核心決策層中面臨的一種隱形職業壁壘。

二十年過去了,竹子天花板並沒有消失。

Ascend基金會曾用谷歌、惠普、英特爾、領英、雅虎五家硅谷公司提交給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的數據做過一次測算,結論很刺眼:白人男性成為高管的概率,是亞裔男性的2.5倍,是亞裔女性的3.6倍。

在這個環節裡,「種族」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性別」的3.7倍。一個亞裔女性在硅谷往上走,「亞裔」這個身份給她的阻力,比「女性」還大。

而比這道社會、經濟方面的牆更難拆的,是另一道關乎政治的牆。

塔夫茨大學CIRCLE研究中心追蹤了2022年中期選舉中的美國青年,發現了一組數據:只有31%的亞裔年輕人認為自己「有資格」參與政治,而非亞裔同齡人,這個數字是41%。

可與此同時,61%的亞裔年輕人表示,自己對重要的政治議題「有相當好的理解」。他們看懂了美國政治和文化,但不覺得輪得到自己,這有現實因素,也有文化因素。

在大多數華人家庭的想象裡,那一條路是更加危/險的,哪怕像蔡美兒這樣的虎媽,女兒雞進哈佛後卻選擇畢業從軍力圖走向政界,都被大眾認為是「失敗」的。

這或許也是為什麼,白宮合照讓很多華人家長沉默。

在《打破數字天花板》中,簡·羅提到了一點,給了我很大啟發:我們不必放棄自己的文化價值觀,但必須學會「文化流利度」(CulturalFluency)。

所謂文化流利度,無關乎技巧,是一種更廣闊的成長能力:既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又能在新的文化裡伸展。

這種能力,聽上去像一個要花幾代人才能修成的東西,但我最近確實看到了一些不用等那麼久的證據。

2026年,全美有8個大城市由亞裔市長執掌:紐約、波士頓、聖安東尼奧、辛辛那提、聖保羅、威奇託、貝克斯菲爾德、弗裡蒙特。

如前文提到波士頓市長吳弭是華裔。

她父母1980年代初移民美國,她在哈佛讀書時母親病發,法學院畢業後她把全家搬到波士頓,一邊照顧確診精神分裂症的母親、做兩個妹妹的法定監護人,一邊從市政府一個基層職位幹起。

今年1月14日,May Nivar走進弗吉尼亞州議會,成為該州第一位華裔女議員。

她出生在費城,父母是從中國來的移民。為了付學費,她在超市打工。後來她讀的是紐約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在企業做了很多年,在裡士滿住了二十年,一步步打破自己的天花板。

而在塔夫茨那份讓人有點喪的報告裡,其實還有一個數字,讓華人家長們有點感動:

18%的亞裔年輕人參與過互助小組或非正式的志願服務,是非亞裔同齡人(9%)的整整兩倍。

這說明,他們一直在參與,如給長輩做翻譯,幫不會英文的鄰居填表格,在華人群裡組織募捐,替剛轉學來的同學問清楚校車幾點到。只是這些事不會被統計進「政治參與」那一欄,也不會出現在任何一張合照裡。

回到最開始那個結論,哪怕面臨種種挑戰和限制,新的可能正在發生。新一代華人家長的思想更加開放,也更有底氣支持孩子的選擇:

他們不一定要成為科學家,企業家,工程師和教授,孩子也可以從基層服務做起,為發出有影響力的聲音而盡心盡力。當自己站上「高位」時,仍然記得自己從哪兒來,不能只為了選票忘記「族群」。

這些變化是緩慢的,但一定會發生在某個很小的時刻:

某天孩子放學回來,說起他今天他在學校反對了一件事,要去競選改變這件事。新一代華人家長聽完,大概率會跟之前不一樣,不會下意識地問出那句:

「這會不會影響你的成績?」

信源: 虎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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