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聘教師，與“問題學生”打交道的10年
www.chinese.net.au 2026年9月30日 星期三
“少年紀”攝影項目中的學生作品 圖｜受訪者提供
從2014到2024年，謝嵐在上海虹口區的一所“專門學校”裡做了10年外聘教師，專門與“問題學生”打交道。
專門學校的前身是工讀學校，是對有違法、輕微犯罪行為和行為偏差的未成年中學生進行有針對性教育的公辦學校。2012年修正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將“工讀學校”改為“專門學校”。
這並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就連這所學校的校長都曾有過“還要在這裡繼續待下去嗎”的想法——雖然可以用威嚴的方式管教住學生，但這些到底是不是教育？學生們出去以後真的發生改變了嗎？
直到一些新的教育嘗試在這所學校裡發生，故事的走向開始變得不一樣。
在基礎的教學之外，這所學校還引入了項目式和體驗式學習，並持續地和校外人士長期合作，希望多元的嘗試可以幫助學生重新認識自己、走出困境。謝嵐便是在這種機緣下，走入這所學校。
在謝嵐的觀察中，除卻這些豐富的課程，這所學校特別的地方是，老師們似乎都有一個共識——不給這些學生貼上“差生”的標簽。《我不是差生》後來也成為謝嵐新書的名字，在這本書中，謝嵐記錄了她與學生、老師、校長的訪談。它可以讓我們看到，這些“問題學生”是如何被看見和接住的。
訪談中有一位老師說：“很多人看到的孩子的行為偏差、不良行為，覺得‘不正常’。如果只從行為本身看，是不‘正常’。但如果我們去了解他們的生存環境，就會發現，他的承受能力已經到了一個極致。對別人來說不太正常的行為，其實是他自己找的一個支點，來應對家庭、學校的壓力。”
謝嵐參與過學校的很多項目，這其中也有一些挫敗的時刻，比如說，學生對一些方式並不感興趣，有人可能會睡著、打鬧或者是拒絕參與，但她會試圖把這些當作探索問題的機會——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作為成年人，我們能不能找到一些匹配的方法去真正地幫助、支持這些孩子？
她在書和採訪中都提到自己親歷的一個場景，曾有學生在班主任的陪伴下，到辦公室找校長說：我不想上戲劇課。校長的回答是：我很高興你能到這裡來跟我表達你的真實想法……
“真實是可以表達。”謝嵐說，“我們想要重建一個關系，它可以相互傾聽，相互理解和尊重。”
以下根據謝嵐的講述整理。
“少年紀”攝影項目中的學生作品 圖｜受訪者提供
痛苦會讓人長出刺來
我是2014年來到廣中學校的，作為外聘教師在這裡工作了10年。廣中學校是上海虹口區的一所公立寄宿制專門學校，接收、教育和矯治那些有明顯行為偏差、不適合在普通學校就讀的初中男生。
專門學校的前身是工讀學校。校長喬俊君說，他曾經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工讀學校教師——從1995年大學畢業進入廣中，到2007年接任校長，這十多年裡他幾乎不笑，非常嚴肅，學生一看到他，就怕，走到哪裡，哪裡就沒了聲音。
學生是管住了，但他的職業成就感並沒有得到滿足，他當時問過自己一個問題：我們學校的職責是幫助孩子改變，如果我用這些嚴格的規範和懲戒來“教育”學生，等到學生們畢業以後，他們真的會改變嗎？他心裡始終有個想法：教育不會是壓抑的，不管哪種學校都不應該是關人的地方。
現在這所學校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2012年，我當時報社的同事在一個心理工作坊上遇見了喬俊君校長。當時，在這種場合遇到男性本就少見，再加上校長和幾個跟他一起來的男老師在現場還非常活躍，分享工作中的一些困惑，這就引起了我同事的好奇。聊過之後發現，原來上海還有這樣一所學校，那裡的校長和老師在做一些不一樣的事。
不久後的教師節前夕，我們去廣中學校採訪，那次有一個細節很難忘，在採訪學生時，他們都是臨時舉手來參加的，沒有準備，沒有被安排要說什麼，也沒有套話，這份真實很難得。訪談時，我們問他們為什麼舉手來參加訪談，他們說：“正好是歷史課，沒什麼意思。”
2014年，我開始在廣中做外聘教師，每週去一到兩天，和老師、同學合作，開展“項目式學習”，也和學生、老師聊天，做一些觀察和記錄。
其實在這個心理工作坊之前，校長就已經開始嘗試一些新的方式，比方說增加學生外出活動的機會，師生一起打遊戲、運動、看電影，還有喚醒學生內在自覺的體驗式教育等。
在心理學的敘事療法中有三句話：人不是問題；問題才是問題；每個帶著問題來的人，才是解決問題的專家。在這所專門學校裡，老師們面對的是所謂的“問題少年”，比較難帶，但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不給這些學生貼上“差生”的標簽，也不急于去解決掉這些問題，而是先去了解學生，看看問題是如何形成的。
我書中訪談的這個班（2019年畢業）的學生像是一個分水嶺。這個班裡當時還有那種“混社會”的學生，像書中的龍哥和小窩，他們主要是逃學，在網吧過夜，三五成群，有一個小團體，有時可能還會跟著老大一起打架，有點像古惑仔。用我們老師的話說，這些孩子天天雞飛狗跳的。
但在這個班之後，可能是隨著虹口區老城改造後社會治安在變好，還有智能手機的普及，學校裡這種“混社會”的學生越來越少，像有偷盜、搶劫這種行為的學生也幾乎沒有了。大多數學生的行為偏差表現在：學習困難，跟不上趟；容易和人產生摩擦、衝突，有攻擊性；長期不來學校，不寫作業，不上課，在家中沉迷網絡世界等。他們的很多關系都在網絡上，在現實中很難有朋友，比較孤獨。
來到廣中的學生，通常有個普遍的問題——一開始在學習上遇到一些困難，然後慢慢跟不上趟，厭學，逃學。當他們出現這些問題，家庭和學校是真的幫到他們，還是破壞了他們的動力呢？比如說書中的俞小樂，在他三年級成績出現下滑時，媽媽給他補課，想讓他趕緊補，趕緊改，佔用了他所有的時間，讓他產生了抵觸。還有Tom的英語老師給他的那種負面反饋，讓他覺得“天天就是做作業、補作業，但成績並沒有提高，還是很差……努力有什麼用？”這是不是也在破壞他的動力？
其實每個人都想學好，也都想在學校裡交朋友。但有些老師會說，這個人是差生，不要跟他玩。在比較小的年齡階段，學生對自我的認知還沒有很成熟，如果總是有人對他說：你不行，你太差了，他可能就會內化這種認知：我確實不行，我很差。這是很痛苦的，也會讓一個人長出刺來。
廣中學校的老師會發現，剛來廣中的時候，很多學生說話很衝，或者完全不跟你說話，對成年人有敵意。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孩子，他上課經常會隨便插話，動不動就懟人，跟他說話也會曲解我的意思，背後好像有一種攻擊性，很難交往。這樣的話，其實他與同學之間也很難相處，容易起摩擦，打架，人際關系就建立不起來。
我們有些學生說，他不喜歡去學校，是因為在學校被孤立，會感到非常憤怒。這些煩躁、委屈、憤怒等情緒越積越多後，必然會產生抵觸，因為他的情緒沒有被看見。就像Tom說的，他覺得這個世界一點都不美好。
學生出現這些行為偏差上的問題時，其實是對大人解決問題能力的考驗。對老師來說，我們需要學習一些新的方法來面對這些問題。
“少年紀”攝影項目中的學生作品 圖｜受訪者提供
走出黑暗
廣中學校有一門課程叫“無錯教室”。它背後的理念基于美國臨床心理學博士馬歇爾∙盧森堡提出的“非暴力溝通”，這個課程讓我們有機會去用新的方法去看待和解決這些衝突。
剛才提到的那個很容易懟人的孩子也參加了這個課程，他一開始還是會插話、懟人，聲音很尖利，老師們都會覺得腦殼疼。但來廣中教授非暴力溝通的朱靜老師很穩，她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方法：作為老師你首先要去觀察自己，有沒有被他的話激怒？再去看看這個孩子，他說這些話時背後的情緒是什麼？
朱老師會去問學生：你現在是不是很生氣？剛才有個同學說了你一句，你感到特別的生氣，你是不是覺得自己也挺想被尊重的？
這樣一說，這個孩子的火就洩下來了。在“無錯教室”這堂課上，不管你是打人了、不去上課，還是不寫作業，這些都不會被直接評判對錯，而是先去看看這背後發生了什麼——當我們在言語、行為上有偏差時，很可能是因為一些內在的正向需求沒有被滿足。
有個男孩，他很想跟同學交朋友，但總會用揉人家頭發的這種方式，讓對方不舒服。人家跑走了，他還去追，最後就起了衝突。我們在跟這個同學聊的時候發現，他不僅是要交朋友，他在摸對方頭發的時候，還有一種對于親密感的需要。老師就問他：同學不理你時，你會覺得很害怕、很孤獨？他說：是的。
對于衝突的另一方，老師也會同樣去關注，被摸頭發的那個男孩說：感覺自己很被打擾，不想被打擾。到了這個層面，人基本上就能夠相互理解。再上課時，朱老師給這個喜歡摸別人頭發的男孩帶來了一只毛絨玩具。
只有看到自己內在發生了什麼，你才能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這個男孩後來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他能在覺察到自己的情緒不對時，向他的班主任尋求幫助。畢業時，他還問班主任：以後我遇到問題，還能不能再來找你？
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引領和陪伴。在對濤仔的訪談中，他說一個人能走出黑暗，不再垂頭喪氣的最關鍵一點就是“時間的管理安排”。這讓我感到挺意外的，廣中是住宿制學校，學生的一天基本上都被安排好了，我以為這會讓他們感到不自由。
但濤仔說：“我以前只想打遊戲，來了廣中以後，事情多了起來，生活的內容豐富了，而且每件事情都有時間限制，就逐漸養成了時間管理的習慣。”後來在聽他講了自己的生活後，我開始能理解他的這個讓我感到意外的回答——很多時候，他看起來在玩，但那種狀態他自己其實並不滿意，有種空虛和迷茫，覺得“渾渾噩噩”。
濤仔說的時間管理，其實是他在這裡有事做了。他說到七年級時一起在拓展課上和同學們去劃船的快樂：“遊戲的快樂是暫時，這個快樂的感覺是一生的，因為來自真實。我們劃著皮劃艇，去一個小鎮上吃午飯。在湖上大家一起合照。還有人沒劃好，船翻了。回來的時候，船又小，沒有風，是用腳劃水劃回來的。是認識的老師、同學的陪伴帶來的快樂。”
我們都有那種去充實的需要，有去獲得豐富體驗的需要，可能還有去創造的需要，也有去做一些具體的事情的需要。濤仔初一時還參加了牆繪活動，他的班主任徐凱老師發現了他對漫畫的興趣，就讓不愛跟人打交道的他去畫畫。雖然他都是自己在畫，但能靜下心來做，很沉穩。後來，他還成了班裡的生活委員，管理內務、衛生，以及新生的培訓，徐凱老師說他做得很好。
徐凱老師經常在班裡做各種項目，在他看來，這些孩子之前的境遇多是被冷落和排擠，存在感低。所以他要給孩子們創造一個環境，讓他們每個人都有事情做。因為如果一個人的能力總是得不到鍛鍊，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因為我不會，所以我會抗拒，不敢體驗。
2016年9月，在我的引薦下廣中開展了教育戲劇課，邀請校外專業老師執教。它的一個核心是，不“擇優”，而是“全體”都參與進來。我們沒有使用現成的劇本，而是結合廣中少年的真實生活、真實感受，由師生和專業編劇一起搗鼓出了一個原創劇目《鄭克寒的青春期》。
戲劇課剛開始時並不順利。第一堂課，老師帶來了《阿裡巴巴和四十大盜》故事裡的道具，但學生們三三兩兩散座在教室裡，幾乎互動不起來。不過這種挫敗我經歷過好些次，比如說，我曾張羅過一個讀書會，結果那幾個小伙子只是舉著書打來打去鬧著玩。做攝影小組活動時，幾個同學一進教室就睡，睡到下課還不醒來……
當這些項目不按照預想那樣起作用時，可能人的第一反應會是：學生不好，不配合。有時也會把老師氣得直跺腳，做不下去了。但這背後有沒有可能是：這種方式跟學生不匹配？這對老師其實是一種更高的要求。
第二堂戲劇課時，我們的戲劇老師重新調整思路，帶來了一張“尋人啟事”：一名14歲的少年鄭克寒離家出走了，他父親寫了這張尋人啟事，急需有線索的人幫忙。學生們開始來了興趣，慢慢構思出鄭克寒的劇情：
“爸爸脾氣不太好，又不愛說話，父子見面總沒好話。”
“我心裡很著急，很努力地想聽懂，想寫好作業。可是，好多東西就是看不懂。”
“睡覺，看課外書，站在角落裡，滿眼紅叉叉的試卷——差不多這就是我的學校生活。唯一讓我還有點興趣的，就是打籃球。只有在那裡我才能感覺到一些快樂和活力。”
2017年，這部戲劇參加了第五屆上海市中學生話劇節，獲得了二等獎和最佳男配角。
“我們總是習慣用標簽來分類，這群孩子可能是被貼了最多標簽的群體。他們把身上的標簽化成了硬硬的軀殼……但只要他們有機會，就像現在這樣，就會創造出很多美好的瞬間。”這是一個觀眾給我們的留言。
經歷了亂糟糟的課堂、挫敗的體驗，然後一點一點成型，正式演出，你會發現台上的學生們都像換了一個人，配合得很好，很能幹。作為老師從頭到尾和他們一起經歷這樣一個過程，體驗是很豐富的。
在對校長的訪問中，他還提到當時的情景：去領獎的同學在舞台上蹦來蹦去，開玩笑說：“學渣”第一次完勝“學霸”。
“少年紀”攝影項目中的學生作品 圖｜受訪者提供
重建一種新的關系
除了“無錯教室”、教育戲劇課，廣中還做過很多項目式、體驗式學習課程，比方說在屋頂上種菜的“屋頂農場”、學做美食的生活技能課，還有持續了差不多兩年的《上海垃圾分類調查報告》。
我還帶著大家去做過攝影項目“少年紀”，以及畢業班訪談和寫作。這些項目都有一個核心脈絡：青少年的真情實感，真實表達。
有的項目是從“抱怨”開始的——初三男生們對老師說：四點半下課，還要“關”在教室裡，實在憋悶，就不能下樓去活動活動嗎？原本從四點半到五點半晚飯前這段時間，學生們被安排待在教室，看看電視，聊聊天。那屆初三生人高馬大，精力充沛，對這樣的安排感覺不太好：“都被關胖了”“關傻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不只停留在抱怨上，去做出一些改變呢？我和其他老師就“攛掇”他們，想改變嗎？那就啟動一次正式的“學生提案”吧，表達訴求，讓這一個小時可以去操場上自由運動。
對于這個提議，同學們將信將疑：可能嗎？老師會聽我們的？在老師的帶動下，這些男生們一步步行動起來：調研、討論、寫草案、遞交，和學校管理層圓桌座談……最後，一個週一晨會上，校長宣布提案通過。同學們的第一反應是：“真的可以通過啊。”
這中間我們還要討論好一個問題：如何進行自我管理。比如說，你們要是發生衝突了，準備怎麼解決？用完的籃球之類的用品是不是可以放好？怎麼遵守時間？這些都是提前有約定的。就像徐凱老師在訪談中說的那樣，當你跟學生一起做約定時，他們就會尊重這個約定。
現在再看這個項目，會覺得那時對老師的傾聽比較少——其實這件事情是增加老師的工作量的，經過一天的工作之後，老師也需要休息。幸運的是當時的班主任很支持這件事，可能它有個好處是，這些男生的能量在下午釋放掉以後，晚上可能就會比較安穩。
在廣中，學生也可以去表達自己不喜歡上某一門課。有一次，我正和校長在辦公室聊一個工作上的事，一個班主任陪著一個學生走進來。學生跟校長說：自己不太想上戲劇課。說話時，這個學生比較緊張，眼睛不時看地上，手也一直捏著，還補充說：我不是一直都不上，以後可能會上的。校長告訴他：我很高興你來到這裡跟我說這些，表達你的真實想法。
其實對于一個學生不太想上課，我們是很慎重的，不過在這裡有這樣的空間——你首先得表達自己，然後我們再去看看，是什麼原因讓你不想去上這門課。這也很像書中的俞小樂說的，他在學校不是被鎖死的，“我可以向老師提出自己的想法，老師會聽。”
俞小樂在來到廣中後，有一段時間沒有心情去學習，在教室裡聽不進去課。他跟班主任提出，想暫時不進教室上課，去學校談心室獨處一段時間。當時校長、班主任、家長都是有些擔心的：學習進度跟不上了怎麼辦？會對其他學生有什麼影響？萬一出現了同學都想去談心室的情況，課還怎麼上？
在訪談裡校長說，其實這時候，成年人需要理智面對自己的不安。他們決定尊重俞小樂獨處的需要。
之後，校長每天都會有意路過談心室，瞄瞄裡面的情況，會看到他一個人在角落裡發呆或者看書。他有時也會趴著睡覺。班主任和其他老師也幾次進來，和他聊天。但俞小樂那時覺得光靠他們講肯定是不行的，他得自己慢慢琢磨。一個禮拜過去，他的問題還是沒想通，但是狀態調整過來了——可以暫時把這件事放在一邊，先聽老師上課，上完課，再自己接著想。
在校長看來，一所學校的課程設置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滲透在課程和校園生活中的師生關系。當人可以真實地活著，可以表達出他的苦惱、困惑和不滿，可以被聽到、被理解，他就能夠開始思考，這是一個人想要改變的起點。
我也很想知道，他們在這所學校裡的三年究竟過得怎麼樣？他們對現在的自己有什麼樣的了解？對未來有什麼想法？怎麼看待他們身處的環境？
2019年4月，在初三這個班的同學畢業前夕，我帶了一台相機給他們，願意拍攝的同學，可以每個人拿相機去拍一個星期，再傳給下一個同學，記錄一下初中最後幾個月的生活。照片拍了成百上千張。同學們拍完，會帶著相機來到我的辦公室，把照片傳到電腦上，順便聊聊天：
“我在這裡過了兩年，好像沒什麼變化，又好像變了。”
“逃學，是因為生活很無聊，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樣的。”
“心裡有點急，想著趕緊畢業，想要自由，想要有錢，但也舍不得。”
……
我想聽更多，于是開始邀請初三畢業班的同學做“畢業訪談”。後來我把這些訪談和同學們拍攝的照片、他們寫的一些文字一起收進了《我不是差生》這本書裡，我希望能把這些學生的聲音和這樣一個學校的存在分享出去。你會發現，他們的這些拍的這些照片、說的這些話，沒有什麼大詞、大道理，也沒有套路，他們對自己的觀察還是敏銳的。
有一屆學生裡有很多“社會人”，他們拍的照片裡有摩託車、文身，不是那種校園式的，但有一種青春的、犀利的力量，這些其實在後面的學生裡比較少見。
有一個學生曾寫道：“我朋友喜歡上了一個女的，好像談了一天就分手了。他在房間裡哭。我把酒搶回來，塞了罐雪碧給他。雖然只談了一天，他的難過是真的。”你看他寫得多好，是真實的。
還有人寫：“那些委屈像耳光一樣抽得我啞口無言。”“我不想渾渾噩噩地度過我這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為什麼我們都是唾棄，而不是去探詢？”“一路跌跌撞撞走到這兒，一直努力到了今天。”
我當時辦公室裡有一個抽屜，裡面專門用來收集他們的一些話。
對于這些學生來說，這個學校是一種託底的功能。當他們在青春期的時候，能有一段比較正向的、溫暖的體驗，過得相對比較舒心、安全，這對他們很重要。就像訪談裡濤仔說的：環境是暖的，心就會轉過來。如果一個學生能帶著這種體驗，進入到自己下一個階段的生活，那可能就是廣中給予他的一些東西吧。
在廣中的大部分學生，到了初二、初三就會開始想自己的未來。他們會和班主任聊自己接下來選什麼專業，老師會根據學生的興趣、就業趨勢等給出一些具體的建議。有些學生還希望能以更高的分數考進高中。對于這些學生來說，能夠回到學校，再接著讀書，就已經是回到正軌，他們基本上都可以讀完大專。他們中大多數可能都有個樸素的想法——我讀個書，去學一個技能，把自己過好。
感謝在廣中學校和老師的幫助下，這些學生對我打開，讓我在與他們的共處中，能有機會去想一想，什麼是教育有效的方法？人的內在是怎麼運轉的？怎樣產生抗拒，又怎樣產生動力？Tom說，他覺得這個世界一點都不美好。我也很想知道，怎麼樣能讓生活過得美好？
（文中部分內容節選自謝嵐的新書《我不是差生》） 信源: 北青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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