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作業流行後，沒有打印機的家長「天塌了」
www.chinese.net.au 2026年10月13日 星期二
對很多中小學家長來說，過去的這個十一假期是從“打印”開始的。
廣東珠海一位媽媽先給四年級的女兒打印學校布置的數學乘法題，又給一年級兒子打印英語字帖：三四十頁彩色資料印好、攤開，她拍照發到社交平台，自嘲“國慶第一天，打印機就幹冒煙了”。
江西一位媽媽給四年級的大女兒打印了60多張語數英資料，孩子還要完成兩篇作文和一張手抄報。她忍不住抱怨，“這哪裡是給孩子布置的假期作業，簡直是給家長的重擔！”
這樣的場景並非假期限定。近兩年，重慶、陝西、山西、江蘇等多地家長發現，孩子的日常作業正從練習冊變成“片片紙”，家長們自嘲，中小學教育進入“全民打印時代”——老師把PDF發到班級群，平時一晚幾頁到幾十頁不等。有家長曾在暑假一次打印200頁作業，清空兩包A4紙。
學校裡的教輔、練習冊接連“消失”了。去年5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通知，將2025年定為基礎教育“規範管理提升年”，違規征訂教輔、強制或變相強制購買被列入重點整治。
當練習冊被“擋”在校門外，教學需求卻依舊存在。學生被要求減負的過程中，負擔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了。
每週一到週五，李邁的鬧鐘通常在6點50準時響起，他洗漱後下樓買早餐，7點10分叫醒老大，7點半催他坐下吃早飯，趁這個空檔，再去叫醒上幼兒園的老二。7點50，爺仨出門，先送小學的，再送幼兒園，兩處離得不遠，500米，正好順路，送完掉頭去上班。
妻子在鄭州一所郊區學校當語文老師，早上7點半前就要到校，晚上也要7點多才進家門，來不及管孩子。39歲的李邁跟朋友合伙創業，時間更自由，老二上幼兒園後，孩子奶奶“卸任”回老家，接送、買菜、做飯，基本都落在李邁身上。
大概兩年前，老大上三年級開始，李邁規律的生活裡多了一台打印機。作業從練習冊變成PDF，現在，工作日每天回到家，李邁的第一件事不再是進廚房，而是先啟動打印機。
老師說，不方便打印就對照題目，把答案寫紙上，可李邁“不想讓孩子一直盯著電子屏幕”。鬧鐘之外，家裡又多了與孩子有關的聲響，印刷嗡嗡聲，每到月初，李邁還會囤上一包新的A4紙。
李邁也漸漸摸清了一些打印作業的規律：通常在白天，三科主科的PDF會輪著發來，語文兩張，數學三張，英語一張。偶爾再加一張科學。老師們的習慣不同，語文和科學一下課就發，數學和英語要等到放學後。
●李邁給兒子打印的作業。講述者供圖
像李邁一樣，家長們的每日“指令”接收渠道繁雜，釘釘群、微信班級群、學校行政群、公眾號推送、輔導班……深圳一位小學生的媽媽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習慣接收碎片化信息，還是覺得“注意力非常分散，打印作業很痛苦”。但沒有比孩子更重要的事，老師發作業的時間不固定，“怕孩子在學校被找麻煩，都得反復核對。”
指令有時上午九點多就開始發布。在北方某一線城市，一位初三男孩的媽媽剛到公司，就接到今日指令：“請大家打印一下作業，讓孩子今天完成。”為了打印，她中午得回家一趟，提前給孩子把作業打出來放好，“這樣晚上該加班加班，心裡踏實。”
打印也考驗家長的IT技能。有的老師不會排版，發來的照片已經變形，有時字特別小，或特別大，不適配A4紙尺寸。山東濱州一位爸爸大學學過設計，他能自己調整老師發來的試卷照片，“一般家長他不會，遇到這種棘手的，就打印不了。”有時文檔中文字和圖片錯位了，他會幫忙把文檔調整好，再共享給所有人。
除了設計排版，家長們的“打印能力層”裡，硬件也很重要。在一些一線城市，打印機是有娃家庭的“默認配置”，小學一入學，家裡先買一台黑白的，升學後，再添第二台彩打。
去年，兒子上初二，一個43歲的北方媽媽給家裡買了第二台打印機。經驗來自“特別偉大的鄰居群”，好多媽媽都說，這款彩打的墨更耐用，噴頭不堵。硬件升級是想讓兒子做手抄報省事兒。教師節、勞動節、科技節、足球賽，她都給兒子彩打現成模板，孩子只需塗塗畫畫。一次，歷史老師要求學生cosplay世界名畫，左邊打印原版名畫，右邊打印自己的模仿照，下面還要手寫分析。
一些家庭沒有硬件條件。山東那位會PS的爸爸，平時用公司的設備給女兒打作業，老師如果在他下班後才發來文件，他就去圖文店花錢打。到了店裡，他看到許多老人已經在排隊了，他們等著取孫子孫女的作業。
打印作業也形成了一套家庭分工，一位在大廠工作的媽媽負責“前端調度”，孩子爺爺負責“跑腿輸出”。老師一發文件，她先處理，多張圖片拼一拼，模糊的用AI識別，再編成文檔，標好黑白、單面、幾份，發給爺爺。爺爺拿著文件，去家樓下的打印社，按要求打回來。
很多家長都有過晚上敲打印店門的經歷。一次晚上快8點，黑龍江一位媽媽趕到圖文店，老板已經關門了，騎電動車正要走。那天老師下午發了兩頁打印，她忙工作忘了。孩子在家等著，她攔住老板，“別走，無論如何得給我打完再走。”老板樂了，“為了掙你這一塊錢，我可真不容易。”最後還是開了門。
拿著兩頁紙回家，這位媽媽下決心買一台自己的打印機。之前以為那玩意兒用得不多，還佔地方，現在只覺得“早買早享受”。
李邁兩口子聊過打印作業這件事，在小學當語文老師的妻子覺得這很正常，“光上課聽一聽、課後不練，內容根本掌握不了。”李邁覺得打印多了家長肯定有情緒，但打印作業就像“下雨天接送孩子”，抱怨歸抱怨，該打還得打。
這次國慶假期，李邁的妻子也沒敢布置太多作業。過去學校或老師給家長指定購買練習冊，容易被舉報“以此獲利”，今年秋天，李邁妻子所在的小學改成新華書店統一征訂教輔，付款碼也是新華書店的，但仍有家長反對，把她發的統一征訂通知掛到網上。
很多中小學老師回憶，變化是從2021年“雙減”落地後慢慢開始的。
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雙減”通知，核心在于減輕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但在各省為響應通知印發的《實施方案》中，“一科一輔”是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的抓手，學校和教師不得擅自增加或推薦教輔材料。
北方某一線城市多位老師記得，“雙減”落地之後，學校就不再訂購教輔，改為自己出題，統一印刷習題冊；日常有額外練習的需求，可以找學校單獨打印。
去年5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于開展基礎教育“規範管理提升年”行動的通知》，將“利用征訂教輔謀利”列入重點難點問題整治清單，嚴禁違規征訂教輔或以任何形式強迫、誘導學生通過指定渠道購買教輔材料。
盡管政策規範的是學校層面的統一推薦和征訂行為，但很多老師感受到管理力度突變：不能推薦、不能代購，甚至學生帶教輔進校也可能被提醒。江蘇泰興則直接停止征訂所有小學教輔材料，轉而推行“校本講義共編共享”模式，由學校統一免費印發給學生。
李邁妻子的學校前兩年經常接到教輔相關的舉報，今年檢查頻率“略有降低”，可老師還是很謹慎，沒有人敢以個人名義建議家長買教輔。當地官方推廣的“快樂讀書吧”叢書，她和同事們也只是在PPT上列書目，說“建議讀”，不說“建議買”。
更直接的限制來自學生家庭，學校在郊區，班裡不少孩子是留守兒童，家裡沒有打印機。李邁說，妻子學校布置的打印作業明顯少于兒子在中心城區的學校，“她班上很多同學不可能完成（電子作業），沒有條件。”
●一位小學老師在班級群通知的電子作業。講述者供圖
“一科一輔”相關政策普及後，村鎮學校受到的影響更直接。在雲南怒江邊一所小學，下午課外輔導時間，教室裡的“一體機”亮著，數學題一行行投在大屏幕上，孩子們低頭往作業本上抄。這裡的生源和李邁妻子所在學校類似，學生大多來自留守兒童家庭，父母外出打工，祖輩帶孩子，鎮上也沒有能打印的地方，這也反向制約了老師們留作業的方式。
校長石磊記得，這種布置作業的方式始于去年。“一科一輔”執行後，他們只能使用上級規定目錄裡的教輔。過去，農村學校的練習冊一本不夠做，通常會再加一本，用來練習鞏固。
在石磊看來，“一科一輔”只是“把練習冊換成打印形式”。“城裡的學校有打印資源，家長家裡有打印機，或者單位能打。可農村不具備，學校經費也不夠。全校就一台復印機，紙張、墨盒都從辦公經費裡出，不可能所有老師、所有學生天天印。”
政策確實制止了教輔泛濫現象，據《河北日報》今年的報道，河北承德雙灤區推行“兩減一印”模式後，中小學教輔征訂實現“零違規、零投訴”。甘肅景泰縣一位學生家長對專項整治成效的反饋是，“以前各種各樣的教輔資料五花八門，現在孩子的教輔資料減少了，我們的經濟負擔也減輕了。”
但老師的績效壓力、成績壓力還懸在頭頂。“年終的各種學業考試，跟老師的職稱晉升、績效考評掛鉤。”石磊說，學校不只看平均分，還看達優率、進步提升率、平均分，對老師來說，考評分數高，獎金就多一點，完成得不好，晉升也會受影響。
教輔資料變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廣東某初中每學年市裡省裡巡查兩三次，檢查一來，一位老師匆匆忙忙收了自己三個班的練習冊，拿學生名單點整齊，裝進箱子，放桌底。後來巡查組又說要進辦公室，同事們趕緊把資料藏進車裡。那位老師又只能從桌底拖出近200本練習冊，暫時藏進學校的垃圾回收房。
她感到自討苦吃，“有的同事壓根不給學生布置練習冊，就不用給學生批改，也不用折騰，我問自己何苦呢？”
東北某縣城一所重點初中的班主任張萌說，去年上面通知下來後，學校跟“打遊擊似的”。連家長給孩子買的作文書都不許帶到學校。有一回，上面來檢查，主任急得通知老師，“快搜孩子書包！”她把搜出來的作文書先藏好，放學再讓孩子拿回去。
兼任語文老師，張萌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過去，她覺得在課餘時間，老師“能提溜幾個就抓幾個”，哪怕貪玩的孩子，她也盡量讓他們多背點古詩詞，“我們還是傳統老師的心態，希望孩子多學點。”但去年冬天，為了應對檢查，張萌曾把全班四十多份評完的語文卷子塞進車後備箱，“只能拿家去。現在我們的心態也變了，不然費力不討好。”
嚴查“一科一輔”後，江蘇某學校出題組的老師從去年開始統一分任務，打印成冊；今年學校又有新要求，不許印成冊，只能一張一張發。今年秋天，廣東一個老師常用午休時間，顧不上吃飯，花一個半小時去學校的油印室排隊。每天全校老師大約要印幾千張紙。經費有限，紙張是當地居委會贊助的，印什麼、印幾份都要登記。
老師們同時也都發現，紙張總是比練習冊更難收齊，學生更容易渾水摸魚，“沒寫也可以甩鍋給收作業的，不知道被誰弄丟了”。
在教育資源發達的城市，學校有油印室和打印經費，老師們自己就能完成打印任務。在北方某一線城市的公立高中，語文老師蕭禾說，教輔管理要求下來之後，她只需要把打印資料準備好，自己找題、排版，剩下的可以找油印室的校工幫忙，留作業照舊。
這是她當老師的第四年，她只帶過兩屆學生，新人老師必須“滾動式備課”，很多教學資料要反復“刪改增補”。但她也愛花時間研究“一些沒人嘗試的方向”，給學生設計專題課、辯論賽。一次期末復習時間緊張，她還是讓學生在課上試著寫小說，覺得對記敘文有一定幫助。有個女生說這節語文課對她影響很大，她一直想把這個真實故事記錄下來，很有意義。
蕭禾曾在書店找到一本論語練習冊，其中三分之一的習題很適配學情，按照規定，不能直接讓學生買來做。第二天，蕭禾在學校油印室裡盯了一個多小時，她挑出原書六章裡最適合讓學生練的四十多頁，重新拼成一份學案。校工在旁邊一起等著，等她把模板弄好，再批量印給全班。
蕭禾也在打印教學資料時反思，“不是所有學校都有這麼大的油印室，沒錢打印，也不能征訂練習冊，會不會制造出新的‘教育不公平’？”盡管她所在的學校已經是受影響較小的一方，但跟區裡的頭部中學相比，“人家早在一科一輔之前就用上學校自己出的練習冊了，平時的考試都是自己出題”，對方受到的影響更小。
●圖源東方IC
她還擔心班裡“那些本來就不愛交作業的學生”。高二要開講《紅樓夢》時，她想過很多措辭，怎麼讓班裡35個學生都把書買來讀，“大家最好準備一本原著，版本不限，自願購買”，但“自願”現在不敢說，改成“上課要用書”；她掂量了一下也不行，最後只說，“下週講《紅樓夢》，有書的拿出來”。而兩年前，同樣的課，蕭禾會直接批評不帶書的學生。
對于貪玩的學生，她現在只能多問一嘴，“像催債”。因為“批評就是變相的‘逼他買書’”。以前她會跟對方的家長提前溝通，讓家長在週末就督促孩子，把作業寫完，課上要用的學習資料記得準備好帶來。現在不問了。
想學的學生，私下還是會拿著自己買的練習冊，找她答疑；不想學的，像有了“擋箭牌”，可以名正言順地不寫。
“壓根不能提讓學生額外花錢。”前幾年，她和同事們會在班級群裡發“大家回去自己買”，這兩年查得嚴，投訴也多，學校提醒過老師，“自願購買”這種話不能發。今年學校運動會買服裝，有老師在群裡發起接龍，領導立刻打電話要求撤回。
中秋節前，蕭禾去油印室給學生印題，校工看見她在印書，第一次攔了她，“按規定不可以復印書”，蕭禾才知道，學校新規定是印完整的書得跟領導申請、特別批準。她這才發現，自己之前都是鑽了管理上的漏洞，以後書也不能這樣給學生印了。
但某種程度上，教輔沒有消失，只是完成了“責任轉移”。蘇州某初中不能再統一訂大本教輔之後，家委會會先買一本底本，再找復印社批量印刷、裝訂，換上統一封面，費用從班費裡扣，最後一起發給孩子。平時上學期間，凡是二三十張以上的補充材料，也由家委會統一打印、寄到學校，老師發下來。
有的老師會轉由家委會代表在群裡發布，實在重要的知識點需要預習，再提前通知一些方便打印的學生家長，“在單位順手就打了。留守情況的家庭，老人不會打。（不想打印的）學生還會打電話舉報老師。”
蕭禾也發現，“有些學生自己主意挺大的，有什麼不滿，他知道渠道，也知道學校怕什麼，可能就去操作。”
今年，距離放暑假只剩最後一天時，學校兩台打印機同時壞了，但假期作業必須布置下去。蕭禾只好把材料一頁頁拍進手機，發到班級群裡，讓家長和學生自己打。畫質太糊，有家長私信問她，“能不能幹脆買一本書”，她沒敢回復。幸好很快有家長幫忙重新排版，大家才勉強印出來。
蕭禾說，“應試教育沒法預先知道結果。”要等高中三年過去才能反推，哪些人不買書也能考好，哪些人本來該被拉一把，卻已經錯過了。 信源: 极昼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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