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花邊新聞     (簡體 : 繁體)

草木皆兵：一個更富裕強大的中國在害怕什麼？

www.chinese.net.au     2026年10月12日 星期一

今年1月，時報記者安德魯·希金斯乘車經過天安門廣場。1989年6月，他曾親歷軍隊對抗議腐敗、不平等和通貨膨脹的民眾展開武力鎮壓的現場。

那是中共官方英文媒體《中國日報》組織的一次令人愉快的寺廟與工廠探訪之旅，結尾卻令人頗感不適。

與我一同前往北方省份山西的這群人主要是渴望粉絲和免費福利的外國網紅，他們被要求在一條長橫幅後排開，並對著鏡頭合唱：“AmazingChina, Amazing Shanxi”（大美中國，大美山西）。

我拒絕配合，面帶不悅地冷眼旁觀。不過，回到省會太原的酒店房間後，我又覺得自己的態度或許過于生硬了：讓一群外國人對著鏡頭按指令合唱對中國奇蹟的贊歌，不過是個顯而易見卻也無害的宣傳把戲而已。

況且說實話，我們參觀的11世紀古剎——以及把我們送到那裡的新建高速公路——確實相當驚人。

隨後，我的微信收到了一條來自北京一位老朋友的信息。他是一名律師，為人真誠得體，長相如明星般英俊，總讓我想起宣傳電影裡那些“優秀黨員幹部”形象。我已有30多年沒見過他，本計劃第二天去拜訪他。

遺憾的是，他在信息中說自己無法赴約了，因為國家安全官員不知通過什麼渠道獲悉了我們的行程，直接找上了他的家門，命令他取消見面的計劃。

一瞬間，中國帶給我的不再是驚豔，而是驚恐。

我曾于1980至1981年間在中國學習古漢語，後于1987年至1991年擔任駐華記者。在離開這個國家數十年後，我于去年9月返回中國執行為期六個月的報道任務。我驚嘆于這裡的巨變，和那些初次踏足這片土地的遊客一樣，我被中國的高鐵網絡、耀眼的現代都市以及對未來的熱切擁抱所震撼。

1981年，戴著圍巾的希金斯在山東大學食堂。當時，食堂只供應油乎乎的粥和饅頭，粥裡漂著幾塊不知是什麼的肉。 LarsFreden

然而，我這位老友發來的消息打碎了這份美好：

“草木皆兵，”他用這句中國成語提醒我，道出了如今安全機器的極度疑神疑鬼——這套機構自身同樣經歷了劇烈變化。它現在規模更大、侵入性更強；借助微信及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等高科技手段，它具備了對幾乎所有人實施全天候監控的能力。

過去40年來，中國的經濟轉型無疑是卓越的，而西方媒體展現出的所謂“反華偏見“令中國官員極為惱火。所謂“反華偏見“，指的是那些著重渲染中國經濟焦慮的報道—​​—盡管中國經濟仍在增長，但增速放緩——以及任何與中國無可否認的成就和魅力相悖的內容。

在華停留期間，我一直在試圖調和這種撕裂感：一方面，這個國家從未如此富裕，似乎充滿希望；另一方面，它又存在著一種脆弱的安全感缺失，仿佛每一株草木背後都潛伏著未知的敵人。

在上海期間，我和妻子經常在週末前往該市北部的虹口公園。那裡聚集著許多中老年人，他們自發湊在一起演唱年輕時代的歌曲。他們最愛唱的是愛國歌曲——經常能看到其中有一位裝扮成查理·卓別林的維吾爾族男子——但完全是出于自願參與其中。

他們歡聚的熱烈氛圍與國家自豪感看起來完全出自真心。

然而，附近掛著的一塊官方告示牌卻為這種無憂無慮的氛圍蒙上了陰影，牌子上警告道：“反間防諜，從我做起，”並附上了“舉報間諜行為”的電話號碼。

自習近平于2012年執政並開始收緊跨境信息流動、修築防火長城以阻斷國內民眾訪問眾多外國網站以來，針對間諜行為的打擊急劇升級。

國家的監控範圍似乎遼闊無邊，普通民眾也相應地作出了調適——最明顯的莫過于對待最高領導人本人的態度。

北京一條繁華步行街上的攝像頭。國家能夠看到和聽到什麼似乎已不受任何限制。

習近平的身影無處不在，電視上、廣告牌上、報紙和網站的頭版上都有他。然而，在我停留中國期間私下接觸的數百名中國人中，沒有一個人敢大聲念出他的名字。甚至連外國人也往往避開提及，當想指代中國國家主席時，他們只是用手指指天花板。

我在行程中接觸到的中國人無一例外地避談政治，只有一次例外：在訪問山西偏遠山區一處毛澤東時代示範公社大寨時，我遇到了一位狂熱的愛國者。“到底是中國好還是美國好？說實話！”他在贊美中國領導層、嘲弄美歐之餘，對我大聲嚷嚷道。

沒有人公開發表政治異見，但對經濟的不滿卻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海南島這樣狂熱的房地產熱潮猝然停滯的地方。一位來自山東的退休老人傾盡畢生積蓄並舉債在海南買了一套房子，隨後該房產貶值了三分之一以上。他告訴我，他那年輕得多的第二任妻子正以他背負重債為由威脅要與他離婚。

海南島一片空置的高層建築群正等待拆除，攝于今年1月。

在上海一座紀念早期革命者的博物館門外，我遇到了一位來自外地的黨員和他的女兒。當時發生的大概是我遇到的最接近公開挑戰當局的情況了。

當這位黨員試圖拍攝博物館入口時，警察稱該行為是被禁止的，並對他進行了推搡和斥責。他氣得口吐飛沫，咒罵警察是“穿制服的流氓”。當我問他發生了什麼時，他借用毛澤東時代的口號回答道，黨和官員“本該為人民服務，但他們往往忘了這點”。

他的女兒注意到了狹窄街道上密布的監控攝像頭，急忙喝止他不要再說了。

從我在蘇州河畔閃亮的新建高樓裡的公寓步行到最近的地鐵站，短短一百多米的距離內，我數出了30多個正對著行人的攝像頭。地鐵站內還設有安檢，態度極其禮貌的安檢員要求所有乘客將包袋放進掃描儀。在他們身後，擺放著一個塞滿黑色警棍、頭盔和其他防暴裝備的器材櫃。一則高端狗糧廣告的旁邊貼著一張宣傳海報，要求警惕未指明的安全威脅。

對所謂間諜的高度警惕幾十年來一直像咒語一樣困擾著試圖獲取信息的外國記者，哪怕這些信息極其尋常。

1980年代我擔任駐華記者時，鄰國蘇聯的共產主義體制正走向崩潰，對腐敗和一黨統治的不滿引發了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抗議。在流血鎮壓發生後，官方對事件的報道例行公事地指責外國記者傳播“資產階級自由化”並煽動“反革命暴亂”。兩名美國記者因“通過非法手段獲取國家秘密”而被驅逐出境。

今年3月去世的《紐約時報》資深戰地記者約翰·伯恩斯曾于1986年在騎行穿越中國腹地時被捕，並被指控犯有間諜罪。這些指控後來被撤銷，他隨後被驅逐出境。

我本人則因獲取了標記為絕密的中共內部文件于1991年被驅逐出中國。這份文件詳細記錄了針對被控在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族人中煽動“分裂主義”情緒——官方對文化自我意識的隱語——的團體進行的鎮壓。

希金斯走進天安門廣場附近北京飯店外的一條地下通道。

在那個時代，跟蹤記者的是一些神秘人員，手上拿著內藏相機的挎包。如今，監視者依然存在，只是換上了智能手機攝像頭和智能眼鏡。

在那座毛澤東時代的公社大寨，我和一名攝影師全程被步行和乘車的一些面無表情的男子跟蹤。在海南，一名男子從街頭一直跟蹤我們到陽光明媚的沙灘。在我們活動時，他假裝在打電話，卻始終將攝像頭對準我們的方向。不過如今，絕大部分監控工作已交由人工智能驅動的系統完成，該系統會自動對涉及外國記者等潛在“麻煩制造者”的通訊發出預警。

微信及在中國使用的其他應用軟件承諾保護隱私，大多數中國人也十分青睞其帶來的便利。然而，網絡安全法等法律規定，這些應用必須與中國當局共享用戶數據。這使得針對個人的監控變得極為便利，在許多外國記者眼中，這種體驗充滿了數字反烏託邦色彩。

在迅速意識到通過微信進行的任何聯絡都可能將老朋友置于安全機構的監視之下後，我選擇避免與他們聯系。但有一位朋友主動與我取得了聯系，她是一名前高級官員的女兒，在海外生活多年後因公回國。

當我們在上海共進午餐時，我們敘舊回憶起了1980年代和共同的朋友，他們中幾乎所有人如今都生活在海外。她對電視劇《繁花》贊不絕口。這部30集的精致劇集充滿了對中國蓬勃發展的90年代的懷舊情緒，那是一個經濟飛速增長、社會相對開放的時期，當時中共放鬆了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實施的嚴酷管制。

我們完全避開了過去談話中常出現的政治小道消息。午餐的菜餚非常美味。

當我以學生身份第一次來到中國時，住在東部重工業中心濟南，那是一座空氣中彌漫著煤煙味的城市。當時，這座城市仍處于從1976年結束的十年政治動蕩——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復蘇的階段。

當時的經濟一片凋敝。大米、布匹甚至火柴都極度短缺，只有憑票才能購買。我就讀的山東大學食堂只供應油乎乎的粥和饅頭，稀飯裡漂著幾塊不知是什麼的肉。

山東大學洪家樓校區的大門。1980年至1981年，希金斯曾在這裡學習中文。如今，校園被保安嚴密把守，四處都是監控攝像頭。

《時代》週刊剛剛將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評選為“年度風雲人物”，盛贊他對“一個新中國的構想”。

鄧小平明確表示黨將牢牢掌握控制權，但他為中國未來設計的道路刻意保持著試探性。這被稱為“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對不確定性的坦承，讓我的大學校園裡充滿了關于如何實現“富強”中國這一終極目標的熱烈討論。

習近平繼承了這一終極目標，卻用教條式的確定性取代了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倡議。全國上下被要求對習近平思想——他為“新時代”制定的藍圖——表現出“堅定不移的忠誠“，不容置疑。

在我求學時代，山東大學校園是向社會開放的，如今這裡跟中國的其他高校一樣，校園被保安嚴密把守，四處都是監控攝像頭。

校園附近有幾座從我學生時代保留至今的建築，其中包括一座由德國人建造的宏偉天主教堂，當年曾被改作倉庫和廠房。後來，這座教堂經過大規模翻修，如今重新用于宗教活動，但只有願意登記並出示護照或身份證的基督徒才能參加。

濟南的天主堂由德國人于一個多世紀前修建，如今重新用于宗教活動，但受到嚴密監控。

我第一次從北京坐火車去濟南時，花了整整一夜。現在只需要不到兩小時。濟南曾經的主要火車站是20世紀初德國人在市中心建造的一座宏偉的新藝術風格建築，現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位于郊區的一座超現代建築。

我偶遇了一位老同學。記憶中，他曾是個頗為特立獨行的人。如今，他在上海經商，銷售私人飛機。他懷念那個除了共產黨的權威之外一切都還可以公開討論的年代。

他說，不得不時時管住自己的嘴，雖然令人遺憾，但與中國在其他許多方面發生的積極變化相比，代價不算大。

在濟南，我去拜謁了一個熟人的墓。學生時代，我經常去找他，因為他對中國那段如今已被壓抑的歷史有著切身的了解。我稱他為“老溫”，但他的真名是詹姆斯·溫納瑞斯。他曾是一名美國士兵，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鮮戰爭期間被中國軍隊俘虜後，選擇留在俘虜他的人身邊，後來被安排在濟南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成美國間諜，失去了工廠的工作，被派去拉板車。他當時的中國妻子——他三任妻子中的第二任——迫于壓力與他離了婚。

當我在1980年認識他時，他剛剛獲得平反。他有了新妻子，並在大學裡找到了一份教英語的新工作。為了避免再卷入麻煩，他在校園的公寓裡貼滿了毛澤東和華國鋒的畫像。華國鋒是毛澤東去世後接任的中共中央主席。

當我告訴他，華國鋒像突然從我的教室裡消失時，他大為驚恐——這是華國鋒也已被清洗的明確信號。

“這一切真他媽的讓人摸不著頭腦，”他嘆道。老溫于2001年在濟南去世。

詹姆斯·溫納瑞斯的墓碑。這名美國士兵在朝鮮戰爭結束後選擇留在中國，2001年在濟南去世。

他的兒子移居美國後，出資為他修建了一塊大理石墓碑，墓地位于濟南郊外一處寧靜的新公墓。墓碑上的金色英文銘文寫道，他並未離去，“只是消失了”。背面的中文銘文則稱他是一位“熱愛和平、熱愛生活、熱愛中國人民的美國人”。

至于他生前遭遇的種種磨難，只字未提。

籠罩著中國諸多過去的沉默在天安門廣場達到了令人膽寒的高潮。我上一次來到這裡，是在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清晨，當時軍隊大肆開槍，從抗議學生手中強行奪回了廣場。

到1991年我離開北京時，天安門週圍的道路都已重新鋪設，抹去了坦克履帶留下的痕蹟。廣場重新變回了公共空間，滿是放風箏和帶著孩子玩耍的民眾。

如今，這座中國首都的核心公共廣場不再是像莫斯科紅場或倫敦特拉法加廣場那樣令人放鬆的去處，而變成了一個僅限預約的死寂之地。未經許可嚴禁放風箏。所有訪客——主要是來自外省的國內遊客——都必須接受嚴格審查。

在今年1月前往遊覽之前，我和妻子必須提前通過微信提交申請。獲得批準後，我們在三個配備了機場級安檢設施的檢查站排隊等待了兩個小時，出示護照和電子預約通知。

在最後一道檢查關口，一名安檢員盯上了我妻子攜帶的一支筆，堅稱筆芯裝有紅墨水，而紅墨水是被禁止帶入的。她沒有解釋原因，但在1989年學生抗議期間，曾有人向面向廣場的那幅著名的毛澤東畫像潑灑紅色油漆。安檢主管最終拿這支筆在紙上試寫，確認墨水是褐色而非紅色後，才放我們通行。

如今離開中國後，我常常感到困惑：一個自豪且擁有核武器的世界大國，究竟為何會害怕一支裝有紅墨水的筆？ 信源: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