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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萬億應收賬款，該怎麼清欠？

www.chinese.net.au     2026年10月13日 星期二

8月末規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29.48萬億元，這還不含大量中小企業的數據。目前賬款拖欠、回款難已成為諸多行業普遍現象。清欠被寄望于從“集中攻堅”走向“標本兼治”

29.48萬億元。

這是近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8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的最新數據，創下了歷史新高。

29.48萬億元是什麼概念？

2025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40萬億元，29.48萬億元相當于全年GDP的21%。

2025年，廣東和江蘇的GDP分別為14.6萬億元和14.2萬億元，29.48萬億元比全國前兩個經濟大省的GDP總和還要多。

這還只是規上企業的數據，據遠東資信研究院統計，2025年樣本上市企業應收賬款總規模達8.07萬億元，同比增長8.2%，以此推測全市場上市企業的應收賬款規模或已達到10萬億元歷史新高。

除了規上企業和上市企業，還有大量的中小微企業沒有統計在內。截至2025年底，全國登記在冊的中小企業數量超過6300萬戶，佔全部經營主體數量的95%以上。這些中小微企業處于產業鏈條和債務鏈條的末端，議價能力最弱、抗風險能力最低，卻是應收賬款拖欠的“重災區”，承受著最長的賬期和最重的資金壓力。

當前，賬款拖欠、回款難已經成為諸多行業的普遍現象，無數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苦賬款拖欠久矣。在數十萬億元應收賬款背後，是無數企業的生存困境：企業被長期拖欠賬款，現金流被嚴重擠壓，經營困難甚至資金鏈斷裂，諸多企業陷入倒閉困境。更嚴重的是，拖欠賬款讓諸多企業困在債務鏈條中，沒錢投資，更不敢投資，民間投資信心受到抑制。

張成東是做了20年吊裝生意的安徽人，2022年，張成東在安徽承接了兩個工程項目，至今回款僅60%。這幾年，張成東一直在向工程總包商艱難討債。回款遲遲要不到，公司現金流也受到嚴重影響。張成東向《財經》記者表示，現在寧可躺平不接業務也不願再墊資做了——“被欠賬嚇怕了。”

市場普遍認為，當前巨量賬款拖欠已經成為整個經濟循環的結構性堵點以及阻礙經濟增長的重要頑疾。

相關研究顯示，企業的欠款源頭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大型民營企業以及產業鏈龍頭；第二類是央企和地方國有企業；第三類是地方政府、事業單位及各地城投平台。因此，清理拖欠賬款已經成為當前經濟工作的核心舉措之一。今年以來，決策層總體思路是從源頭抓起，針對地方政府、央國企和產業鏈龍頭企業三大拖欠主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舉措。針對當前債務呈現“政府欠國企、國企欠民企、大企業欠小企業”的鏈條式特征，以及層層拖欠、相互交織的復雜局面，中央則提出打通“連環清”鏈條的破局思路。

在政策助推和高壓監管之下，一場圍繞地方政府、央國企和產業鏈龍頭企業的清欠工作正在持續深入。

數十萬億元欠款背後，究竟誰在欠？

當前，在上海做櫥櫃生意的張立峰，除了經營公司，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賬。三年前，他在南京做的樣板房項目，如今工程款才收回了50%。他另一個南京項目只收回70%工程款，尾款拖了兩年。張立峰表示，每次找總包催款，對方都說，“甲方也沒給我錢，我真的沒錢給你。”

做櫥櫃生意的這些年，拖欠、要賬是常態。櫥櫃生意屬于地產產業鏈上的一環，過去，“先幹活、後結款、層層墊資”是行業慣例。

張立峰說，在地產、工程領域，拖欠是常態，按時回款反倒像意外驚喜。作為小供貨商，張立峰的櫥櫃公司依賴幾家總包和大地產企業生存，只能接受這種長期依賴賒賬的合作模式。

市場好時，雖然有要不回的壞賬，但大部分能要回來。如今，地產市場低迷，房子難賣、房企“爆雷”甚至破產，回款遙遙無期。像張立峰這樣的小供貨商處于產業鏈的弱勢地位，要賬尤其困難，成為承受拖欠的最先受害者。

眼下張立峰十分糾結，回款無期，公司現金流嚴重受影響，經營艱難。但公司平時就依賴那幾家大企業生存，起訴相當于徹底撕破臉，以後也沒法合作了。張立峰無奈地說：“我們這些小企業進退兩難，沒有話語權。”

像張立峰這樣因地產“連環債”被深度拖累甚至倒閉的中小微供應商，數量龐大。然而，地產只是賬款拖欠的重災區之一。《財經》在地方調查中了解到，從傳統的地產、基建、建築、環衛等行業，到汽車、電子設備等制造業，諸多行業都存在拖欠嚴重、回款難的問題。

拖欠亂象的突出表現之一便是，大型企業拖延對中小企業的付款。在產業鏈體系中，中小企業往往處在配套和服務的末端，處于弱勢環節；大企業佔據產業鏈主導地位、市場支配地位和採購話語權，經常通過規則強制押賬，部分大型企業明明有及時付款能力，卻選擇不付。中小企業高度依賴單一甲方生存，為保住訂單只能被動墊資，接受超長賬期以及商票支付，幾乎沒有議價能力。

9月14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柯吉欣直言，部分大型企業在對同行“卷價格”的同時，對中小企業“卷賬期”，利用其市場競爭優勢地位“搞貓膩、玩花樣”拉長中小企業賬期。

近年來，汽車行業便是“卷賬期”的重災區，這一問題也從2025年開始掀起了一場專門的行業整治。

近年來，汽車行業便是“卷賬期”的重災區。圖/視覺中國

一年前，工信部等多部門和機構協會等針對汽車行業供應商賬期問題打出了一套“政策+倡議+企業承諾+監督”的組合拳。2025年6月，17家重點車企集體簽署承諾書，將“供應商支付賬期不超過60天”寫入公開承諾。

但一年下來，整治成效有待進一步顯現。據Wind（萬得）數據，14家整車企業應付賬款週轉天數均值從2025年上半年的170.0天降至全年的164.4天，但2026年上半年又升至187.5天，較2025年末拉長23.1天，其中13家整車企業賬期環比出現上升。

另據Wind數據，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14家主流上市車企應付賬款及票據合計7825.1億元，較2025年期末增加175.5億元。

事實上，大企業對中小企業“卷賬期”，很多時候並非因為沒錢。9月14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曹媛媛直接點明，從公開的財務數據看，部分大型企業應付類賬款規模比較大，但同時現金類資產非常充裕，這說明他們有能力及時付款，卻沒有付款。

業內專家表示，“賬上有錢，就是不付”，本質其實是大企業把供應商當成了“無息融資工具”——通過拉長賬期獲得無息資金，降低自身財務成本，同時賺取利息收益。這本質上是大企業利用產業鏈優勢地位進行財務套利，中小企業則被迫成為大企業的“免費資金池”。

曹媛媛進一步指出，從金融宏觀視角來看，大型企業擴張應付賬款等無息負債，那些被擠佔現金流的中小企業就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實際上這些中小企業承擔了大企業轉嫁的融資成本，這種結構上的錯配也給貨幣政策的傳導造成了不利影響。

這意味著貨幣政策釋放的“便宜錢”，並沒有流到最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手裡，而是繞道流向了本不缺錢的大型企業，央行釋放的流動性很大一部分被用來填補大企業拖欠造成的資金窟窿，而不是轉化為新增投資和消費。

實際上，在數十萬億元企業應收賬款的拖欠主體中，地方政府和國企則是更深層的源頭。

六年前，江蘇南通園林商人宋強為華中某市的文化中心做完園林景觀工程，2000萬元工程款至今還有500萬元未收回。如今，追債成了他生活工作的主題。

因收不到錢，宋強無力支付下遊苗木、石材供應商貨款和工人工資，靠積蓄和借款墊付大部分後，資金鏈徹底斷裂。最終，供應商將宋強告上法庭，宋強成為失信被執行人，征信受損、賬戶凍結。

宋強無奈地向《財經》記者表示，現在自己消費已經全面降級，一切以省錢為主，能不消費就不消費。由于被債務困住，自己又是失信人，也無法再進行新的投資。

一直以來，在基礎建設、園林綠化、信息化採購、環衛運維、設備供貨等諸多行業，政府主導項目、企業承接實施，但部分承接政府項目的企業被長期拖欠賬款，導致應收賬款高企，現金流被嚴重擠壓，經營陷入困難，甚至像宋強公司一樣資金鏈斷裂、走向倒閉。

對于政府拖欠企業債款的規模，官方並沒有給出明確數字，但諸多經濟學家和機構給出了10萬億元的估算。2025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與中誠信國際研究院聯合發布的報告指出，企業應收類款項中政府欠款超10萬億元，佔GDP的比例約為8%，其中已形成拖欠的賬款規模約為4.5萬億元、佔GDP的比例超過3%。

在政府拖欠的企業款項中，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形成的拖欠工程款佔了大部分。2025年，中證鵬元評級測算，2024年末地方政府需清欠的拖欠企業工程賬款不低于2.8萬億元。

一直以來，很多大型工程建設項目由國企央企承擔，政府欠了央國企的錢，央國企便把壓力向下傳導，最終形成環環相扣的多角債鏈條。

建築業央企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地方政府或城投企業拖欠建築央國企，建築央國企再拖欠眾多分包商和材料商。企業公布的半年財報數據顯示，2026年上半年，包括中國建築、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國交建、中國中冶在內的五家建築央企的應付賬款總額達3.35萬億元，相當于重慶2025年全年的GDP（約3.38萬億元）——而這只是五家企業的數額。

從源頭破局，三大欠款主力如何還錢？

當前，中央清理拖欠賬款的總體思路便是從源頭抓起，一系列政策舉措正推動大企業、地方政府和央企國企三大欠款主體加快清欠進程。

政府層面，清理欠款已經成為如今各地的重點工作之一。《財經》了解到，當前，財政“輸血”是各地政府還款的重要舉措。202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4.4萬億元，重點支持方向之一就包括消化政府拖欠賬款。

當前，諸多地方拿到了專門的“清欠專項債”額度，這已成為地方政府解決拖欠企業賬款問題的重要資金來源。

除了發行專項債，清欠專項貸款也是各地清理欠款的另一條重要“輸血”通道。目前，清欠專項貸款已在全國超過15個省份落地。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胡文龍看來，專項債券與清欠專項貸款的協同邏輯，本質上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破解“多角債”的政策閉環。

不過，財政金融輸血雖然是政府清欠的重要支撐，但這些資金還遠遠不夠。這兩年，甘肅、貴州、陝西等多地探索通過以房抵債、以地抵債等諸多方式，將存量資產資源盤活，用于還款。

與此同時，湖南等多地政府也在嘗試與企業通過協商債務重組、債務對衝的方式化解歷史欠款，即雙方坐下來談判，尋找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此外，為了激發各級幹部主動清欠的積極性，清欠成效還被納入地方政府領導班子考核，與幹部的職務晉升直接掛鉤。

為了加快清欠進程，各地設定了明確的欠款清零時間表，把“軟約束”變成“硬任務”，讓各級政府必須按節點推進，杜絕無限期拖延。

在推動政府加快清欠的同時，央國企也一直在強調帶頭還錢、帶頭“應付盡付、應付快付”。

9月14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國務院國資委財務監管與運行評價局負責人裴仁佺明確表態，央企要做到“三個帶頭”：帶頭不違約拖欠，確保違約拖欠“動態清零”；帶頭少開票、多付現，對中小企業現金支付作為“硬槓槓”，嚴禁新開六個月以上“票證”；帶頭打破不合理行規，率先在合同中明確四項關鍵要素。

裴仁佺還強調，對違約拖欠“核實一起、清償一起、問責一起”，對有分歧的，督促央企加大協調，努力推動高質量、高效率、低成本解決，盡可能把糾紛解決在基層、把矛盾化解在一線。

同時，《財經》注意到，北京、湖南、廈門等多地，也將清欠成效納入了國企負責人績效考核。

大企業端，政策主要採取的是立規矩、盯行為、管工具的方式。9月3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關于加強中小企業回款難問題治理有關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通知以健全行業賬款支付規則為基礎，以加強大型企業支付行為監管為重點，輔以規範非現金支付工具和強化資金傳導融資支持，綜合施策治理中小企業回款難。核心目的就是讓大企業不敢拖、不能拖，讓中小企業能拿到錢。

通知的核心做法分為四步。第一步，分行業明確合理賬期。合同裡要寫明：賬期從哪天算、怎麼付、多久驗收、最晚什麼時候付。引導大企業給中小企業的付款期限限制在60天以內，龍頭企業帶頭踐行“60日付現承諾”。

第二步，加強大型企業支付行為監管。重點監管那些賬上有錢、卻故意拖賬的大企業，多部門聯合約談；不改的，上“信用中國”曝光，招投標、融資都受限。

第三步，規範管理電子憑證業務，管住“打白條”。電子憑證這類變相欠條，最長只能開六個月，數據接入票交所全程監測，防止大企業用“票”代替“錢”來糊弄。

第四步，強化資金傳導效能和融資支持。通知要求政府採購項目全額現金支付，政府投資項目優先付現並推動總包往下付；支持大企業貸款、發債來置換應付賬款，騰出錢來還給中小企業。

不僅要加快清欠，更重要的是從源頭上建立長效機制，嚴防“邊清邊欠”、杜絕“新賬又欠”。2025年6月1日，國務院發布的《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下稱“條例”）正式實施，對防止新增欠款做了一系列剛性制度安排。

條例明確要求大型企業應當自貨物、工程、服務交付之日起60日內支付款項，並規定禁止設置“背靠背”付款條款。

條例規定，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遲延支付中小企業款項的，應當支付逾期利息。同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大型企業應當建立逾期款項年度報告制度。

中國企業資本聯盟副理事長柏文喜向《財經》記者表示，60天付款規定給付款期限畫了一條紅線；禁止“背靠背”條款，讓大企業不能把自己的風險轉嫁給小企業；逾期利息拖得越久，代價越大；年度報告制度把“欠了多少錢”曬在陽光下，便于社會監督，這些措施有利于從根源上防止“邊清邊欠”。

清欠不能只是“集中攻堅”，還要走向“標本兼治”。在胡文龍等諸多專家看來，通知和條例等舉措的出台，都是在從長效機制層面對欠款主體進行約束，防止增量欠款產生。

同樣是清欠，今天與30年前有何不同？

當前大規模的債務拖欠並非第一次出現，回望20世紀90年代初，企業間“三角債”曾讓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當時全國的“三角債”規模達到了3000億元，相當于全國GDP的六分之一，甚至還出現了“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的畸形現象。

不過，當年的“三角債”與此次大規模債務拖欠在經濟背景、成因、拖欠主體和治理邏輯上都有顯著不同。

據了解，20世紀90年代初正值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期，企業（主要是國企）為追求產值和速度盲目上項目，但沒有充分的配套資金，導致固定資產投資缺口嚴重。與此同時，企業虧損嚴重、產成品大量積壓，形成了“投入—產出—積壓—拖欠—再投入”的惡性循環。

相關數據顯示，當時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缺口中有512億元是靠拖欠供貨企業和施工企業貨款來彌補的。

此輪“三角債”的根源是固定資產投資缺口，而拖欠主體主要是國有企業，便從源頭入手，重點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拖欠，順次解開債務鏈。1990年至1992年兩年間，國家共注入520億元銀行信貸資金，加上地方和企業自籌35億元，共清理拖欠賬款2190億元。

柏文喜向《財經》記者表示，如果當年的“三角債”是轉軌期的“急性病”，如今拖欠問題則是經濟結構轉型期和市場經濟深化過程中形成的“慢性病”，成因更加復雜，拖欠主體也已經從以前國企之間的“三角債”變成了“政府、國企、大企業、中小企業交織的復雜多角債”。

柏文喜分析，當前，政府層面形成的拖欠，一方面與地方政府財力與事權錯配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很多時候錢被花錯了地方。最常見的便是“政績工程”透支了未來財力，把有限的錢和借來的錢優先投向了不產生現金流，也無法及時結算的“面子項目”上。當政府資金緊缺，拖欠便沿“政府—國企—民企”鏈條向下傳導。

此外，政府端拖欠還與“新官不理舊賬”、換屆即“斷檔”的制度性拖延有很大關系。前任領導任期內形成的欠款，繼任者以“不是我簽的”“不了解情況”為由推諉，能拖就拖，這也是《財經》在多地調研時企業經常遇到的情況。

當前，企業層面形成的拖欠，與90年代初最顯著的不同是：過去是“大家都虧、都欠”，現在則是很多大企業有錢付款，卻選擇不付。拖欠不再單純源于企業經營虧損，更多來自強勢主體利用議價地位，人為拉長賬期、變相佔用資金。

柏文喜表示，無論是哪一主體的拖欠，最深層的根源都在于制度層面對拖欠缺乏強制力以及問責機制的缺失。“拖欠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普遍策略，根本原因在于其收益實在、成本極低、付出的代價非常小，而失信懲戒機制又是缺失的。”

例如，在政府端，“新官不理舊賬”的現象普遍存在，部門形成的拖欠難以追到具體個人。

在國企端，拖欠中小企業的行為在很長時間裡並未與負責人考核、晉升直接掛鉤。

在產業鏈龍頭端，拖欠本身創造了可觀的“財務套利”收益，而制度規則卻對“形式合規”的拖欠構不成有效約束。

“當拖欠的收益實實在在，而付出的代價微乎其微時，拖欠就成了一種低成本、可推諉的理性選擇。”柏文喜說。

因此，當前這輪清欠的核心舉措，除了推動各大主體加快清欠進程以及財政“輸血”化解存量，最根本的便是從問題的根源入手——制度規則重建與行政約束並行。“用制度化手段建立起讓強勢主體不敢拖欠、不能拖欠的制度環境，從源頭上遏制新增拖欠。”柏文喜建議。

《財經》注意到，《經濟日報》在2026年9月的評論中也指出，當前的賬款拖欠與30多年前的“三角債”在形成背景、矛盾主體、制度環境等方面已發生深刻變化，單靠運動式清欠難以徹底根除問題，治理邏輯須從應急清欠轉向常態化長效治理。

在多位專家看來，盡管一系列長效制度已經出台，但更強硬的手段和監督機制仍需進一步補齊，從根本制度層面堵住漏洞。

如果說當年化解“三角債”，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財務救助，對經濟的影響是“急救”式的，當前的清欠則更像是為整個經濟體系進行一場系統性的“活血化瘀”。這種影響將更為持久和根本，但見效也需要更多耐心。 信源: 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