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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真正風險點並不在于房地產

www.chinese.net.au     2017年12月6日 星期三

信源﹕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

鳳凰網財經訊(作者/馬曉寧)今年中國宏觀經濟增速在觸底企穩的基礎上出現反彈﹐宏觀景氣、微觀績效、結構調整以及新動能培育都出現持續改善的局面﹐但在近兩個月又看到中國經濟開始下行調整。不少專家預測今年第三季度到明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仍會向下走﹐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也表露出了相同的觀點。

在第六屆鳳凰網財經峰會上﹐韋森接受了鳳凰財經的採訪﹐就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經濟政策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加杠杆的動力源是來自于全國政府宏觀政策﹐而不是央行的貨幣政策。如果單靠央行一家緊貨幣﹐提高准備金率、提高利率﹐那貸款需求永遠是在那兒﹐只會造成市場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

此外﹐韋森認為中國真正的風險點並不在于房地產﹐“現在全球許多觀察家和機構最擔心還是中國企業的負債﹐非金融企業的貸款和負債上才是中國經濟真正比較危險的地方。

韋森﹕對于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這幾年我還是一直沒怎麼改變自己的觀點﹐我的看法是﹐從去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企穩﹐GDP增速開始從6.5現在回升到6.7、6.8、6.9﹐PPI、企業利潤也開始上升﹐短期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確實在企穩﹐這個是不可否認的現象。但是從10月份和11月份開始﹐各項宏觀經濟指標開始出現回落﹐PMI開始下降﹐PPI也開始下降﹐投資開始下降。

韋森﹕我覺得最近十九大報告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向是什麼﹖就是說GDP不再作為增長目標﹐這是國策重大變化﹐也是我呼吁多年的問題﹐這對全國是一個好事。如果是中央政府國務院定了目標﹐那省內就要追加目標﹐各級政府追加自己的GDP增速目標﹐投資會越來越大﹐貸款就越來越大。結果就導致﹐不管中國的廣義貨幣有多少﹐中國永遠缺錢﹔缺錢就會通過影子銀行等其他渠道搞投資﹐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從而加大或者積累金融風險﹐而不是減少或者是緩和金融風險。解決這一點的關鍵就在于我們不再把GDP增長高低作為目標﹐而是重質量、重民生﹐真正提高人民福利﹐這才是我們中國當下應該做的。

在舉國上下各級政府都要推高經濟增速的情況下﹐不管央行提高多少的准備利率﹐提多高的利率﹐一些國企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照樣需要貸款﹐商業銀行又不得不給。所以中國加杠杆動力源是來自于全國政府宏觀政策﹐而不是央行的貨幣政策。這種情況下如果央行一家單靠緊貨幣﹐提高准備金率、提高利率﹐對貸款的遏制作用不大﹐除非你用央行的“窗口指導”﹐而這是央行多年沒用且被人們詬病很多的“調控措施”。貸款需求永遠在那兒﹐只會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在中國這種獨特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格局中﹐央行加息和收緊基礎貨幣正投放﹐只會加大現有企業還款還息負擔。目前知道我們整個我們國家貸款余額﹐基本上在115萬億甚至到120萬億這麼大規模﹐而這些貸款中國主要是國有企業貸款﹐光國有企業貸款就超過80萬億了吧﹗這麼大的規模﹐是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杆杠的主要構成部分。

目前上海銀行間拆借市場的一年期SIBOR利率已經超過了央行的基准利率﹐這說明貨幣市場是絕對缺錢﹐缺錢就會導致股市跌、債市跌。我國經濟剛開始企穩﹐貨幣市場缺錢﹐中國經濟貧血﹐又會遏制了這個復蘇勢頭﹐所以我認為現在緊貨幣是一個非常不應當採取的宏觀政策﹐﹐是不要把GDP增速列為首要執政目標。這個源頭去掉了﹐央行的貨幣政策才會起作用。目前中國的經濟格局裡面﹐每到央行緊貨幣就會使影子銀行猛增﹐因為貸款需求在那兒。企業和一些融資平臺從銀行貸不到款﹐就通過影子銀行去融資﹐甚至借高利貸。影子銀行是中國金融風險一個重要的來源﹐所以現在緊貨幣﹐不是去風險﹐而是聚風險。

財政部這幾年又推出PPP項目。最近有關方面給出的數據表明﹐PPP的落地項目﹐大部分參與方又都是國有企業﹐他們本來負債很大了﹐現在又來參與PPP項目﹐只會加大風險。國資委最近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2017年11月17日國資委專門頒發了(2017)292文﹐要求中央企業加強對PPP業務風險的管控﹐這就很說明問題。許多PPP項目﹐最後還是要政府和企業到銀行去貸款﹐所以大規模基建投資﹐仍然會導致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概言之﹐真正要出問題的﹐恐怕出在非金融企業的貸款和負債上。這才是中國經濟真正比較危險的地方。

韋森﹕現在我們人均GDP達到了8000多美元了﹐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了﹐這時候任何一個國家也不可能永遠保持8%以上一個超高速增長連續四、五十年。我們這個增長速度已經快40年了﹐已經是破了世界歷史記錄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速下降是一個改變不了的自然趨勢﹐所以對這一點﹐我到覺得沒有什麼擔心。

翻開全球經濟史你就會發現﹐6%﹐4%、5%都是高速增長﹐所以說我們經濟增速下來一點﹐回歸一個惠民生、高效率、講質量的增長﹐這是一個自然現象﹐沒必要擔心﹐我覺得﹐過去人們老是說中國經濟增速不能掉到8%以下﹐現在又說不能掉到6.5%以下﹐時間證明這些判斷都是錯的。背後的原因是﹐我國制定了一個必須在2020年人均相比2000年GDP要翻兩番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就要在未來幾年中保持GDP增速6.5%以上﹐結果為達到這個增速﹐就要大規模地增加投資﹐而加投資背後就是增加貸款﹐就會加債務杠杆﹐最後會增加金融風險。我們要改掉整個政府的保一定GDP增速的這個基本政策導向。讓中國經濟回歸其自然的、有效率的增長﹐走向一個良性的、穩定的和持續增長的軌道﹐這個是我這幾年一直呼吁的。

韋森﹕現在中國GDP佔全球的份額是15%左右﹐中國外貿出口佔全球總出口的比例在佔14.9%左右﹐中國經濟增速2016年貢獻了全球增長31%左右。那中國經濟如果增速下來﹐那全球經濟增速馬上也會下來。 

但是關鍵問題是什麼呢﹖我們中國已經連續增長了快多年了。我個人一直相信﹐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快四十年的高速增長﹐我們已經完成了這一輪科技革命發展階段上的工業化過程﹐而城鎮化是工業化的一個結果﹐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城鎮化會隨中國制造業擴張和工業化的完成而減速。你不能用一個小國按照其制造業和工業化程度來衡量中國的城鎮化率﹐因為中國是一個有近14億人口的超級大國﹐因而你也不能按其他國家的城鎮化率來衡量中國城鎮化大發展水平。你看現在全球近現代歷史﹐一國的工業化完成了﹐城鎮化就會減速﹔城鎮化減速了﹐中國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以及各種制造業﹐增長空間都會下降﹐整個經濟增速也就隨之有所回落了。

到目前﹐我們中國的鋼產量已經佔世界的一半﹐我們的水泥產業佔全球的60%﹐煤炭產業超過了50%﹐電解鋁達到50%﹐平板玻璃50%左右﹐汽車產能約2600萬輛﹐比美國多一倍還多。所有這些﹐中國有二、三百種都系世界第一了﹐你還怎麼長去﹖你再長﹐那別國還生產嗎﹖別的國家還增長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一直相信﹐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順應這個基本的發展大勢﹐不要再追求超高速經濟增長目標了﹐而是要走向有效率﹐惠民生﹐講質量的增長﹐這才是我們當採取的一個基本國策。十九大報告的經濟部分﹐不再提GDP增速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說明在這個問題上決策層還是比較理性的﹐也恰恰是反應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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